本报记者 徐丽红
近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地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登顶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一跃升究竟是短期行情催化的偶然事件，还是多年结构性力量叠加推动下的必然结果？又将为内地投资者与金融机构带来哪些新机遇？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海内外资金对香港投下信任票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回应“跨境财富管理规模登顶”一事时表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投下的信任票。这背后，是香港金融生态的有力支撑。
从市场数据来看，香港金融市场的活跃度毋庸置疑。港交所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IPO融资额达2858亿港元，排名全球第一，其中3宗IPO跻身当年全球前十；前11个月，香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达2558亿港元，同比增长95%。资金加速涌入，市场表现亮眼。
报告预测，到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将保持约9%的年均增速，而瑞士仅为6%左右。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高华声直言：“这充分说明香港登顶并非靠短期市场行情拉动，而是有强有力的结构性支撑作为基础。”
从香港自身来看，这一趋势具备坚实基础。香港的财富管理业务呈现出创投联动与全链条服务的特点。客户在香港不仅可以购买基金、债券、保险等传统产品，还能参与港股IPO、美元债、人民币债券、私募基金、家族办公室、信托安排及全球资产配置。高华声表示，香港并非单纯的“资金停泊地”，而是一个集“财富管理+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家族传承+企业出海”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对全球资金，尤其是高净值财富的吸引力正在显著增强。
香港证监会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4年底，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总规模达35.1万亿港元，同比增长13%；全年净资金流入达7050亿港元。其中，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资产规模达10.4万亿港元，同比增长15%。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看来，内地庞大的经济体量构筑的坚实依托、地缘政治格局变化重塑的资本安全偏好，以及活跃的资本市场与精准的政策支持形成的强大集聚效应，共同为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登顶提供了有力支撑。
敦志刚进一步分析指出，在合规前提下，凭借制度与国际化金融体系的优势，香港已成为内地高净值人群开展全球化资产配置的首选门户。与此同时，传统避险市场隐患渐显，面对全球资金对安全配置的高要求，香港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此外，特区政府推出的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也极具吸引力。截至今年4月底，香港已接获近3600宗申请，预计将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
内地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迎来新机遇
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的跃升，不仅直接带动了资产管理、税务筹划、信托保险等专业服务生态的蓬勃发展，激发了本地金融全产业链发展动能，亦为内地高净值人群和金融机构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新机遇。
家族财富传承是一个重要方向。高华声表示，近年来香港家族办公室生态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高净值家庭不仅将香港作为投资账户所在地，更将其作为家族财富治理、资产配置与传承安排的平台。香港投资推广署与德勤的研究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已超过3380家。这些家族办公室每年通过运营为香港本地经济贡献超过100亿港元，并直接雇佣大量专业人员。
如果说香港为个人客户提供的是更优的全球资产配置与财富传承平台，那么对机构而言，它则是出海服务、国际资管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重要枢纽。
高华声勾勒出一条清晰的业务链条：一方面，内地银行、券商、基金、保险、信托等机构可通过香港服务内地客户“走出去”，帮助其进行全球资产配置、跨境融资、海外并购及财富传承。另一方面，内地金融机构也可通过香港吸引海外资本“投进来”。香港是国际资金了解和配置中国资产最重要的入口之一，内地机构可借助这一平台，将人民币债券、港股通标的、绿色金融资产、科技企业资产等推介给全球投资者。
在开展和深化“走出去”与“投进来”业务的过程中，内地金融机构不应只把香港看作分支机构所在地，更应将其视为全球化业务的前台、产品创新的平台以及连接国际资本的桥梁，从而推动行业生态向深度高端化转型。敦志刚表示，伴随资金南下，内地券商与理财子公司可以依托香港精准捕捉客群需求，加快在海外发行创新型理财产品，同时设立离岸家族办公室专属服务团队，深度融入全球高端财富管理生态，加快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投行与财富管理机构。
服务金融强国建设大局
登顶之后，香港将如何持续发力？答案写在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该纲要明确指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敦志刚提出，香港需要依托自身金融优势，与上海、深圳等内地金融中心错位联动，持续巩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领先地位，更好服务国家金融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强国建设大局。
首先，深化与上海的错位发展，构建内外双循环双枢纽体系。上海的优势在于深耕庞大的国内实体经济与在岸金融市场。香港则应继续强化离岸属性与国际通道功能，两者一内一外，共同构建防范外部金融冲击的安全防线，稳步推进国家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
其次，加强与深圳的深度联动，打造科技与资本融合的创新高地。深圳拥有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香港应发挥财富聚集的资金优势，落实特区政府目标，争取在2026至2028年间再协助不少于220间家族办公室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并将资金导引至大湾区硬科技产业，实现金融“活水”对新质生产力的强力浇灌。
最后，对标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全面提升全球规则制定能力。香港应持续丰富风险管理工具，依托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依托成熟的制度体系与资本枢纽优势，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入全球优质资本，在建设金融强国大局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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